江苏无锡人。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,1956年获文科硕士学位,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,1962年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。先后任台湾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”副研究员、研究员,台湾大学史学系副教授、教授、系主任,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,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。后当选为“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”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、《汉代农业》、《心路历程》等。

 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的辅仁中学度过的。辅仁中学在无锡非常有名,跟辅仁大学没有什么关系,而是取“以友辅仁”的意思。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,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那里教书。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校很不一样,都是启发式的。

  当时那些关系非常好的同学,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,前年和去年还进行聚会,不过老友凋落,不及一半,令人感慨。

  1948年的年底,我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,局势变得非常动荡。我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,当时虽然已经退休,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。父亲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,恰好我有个姐姐在台北,父母就带着全家人去了台湾。

  台湾本来只有360万人,突然增加了150万,所以刚过去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,在台湾的前十年,基本上都是饿肚子。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。最初读的是外语系,第二年转入历史系。

  我在台大的时候,一些从内地撤到台湾的北大、清华、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。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,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。现在想起来,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:当时台大学生少,好的老师很多,这样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、不同的学派,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。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样:我关怀的范围很宽,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,而是跨了几个门道———比如说,考古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等等。

 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,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很大的关系。在台大,考古学我是跟李济先生学的,跟李宗同玄伯先生学了古代社会,董彦堂作宾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……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,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,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。有些老先生不愿意出门的,就让我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。

  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,李宗同先生就找个三轮让人把我推过去,他讲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,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串通在一起讲,师生俩一起上课,更没有上下课的概念。

  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,一对一,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,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,一讲一个下午,饿了,买几个包子,一人一半。到了他讲不来的课,他就找朋友来教我,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吧。

 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读的,无锡的学术气氛很好。我所在的辅仁中学,规模不大,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,除了上课,老师们经常会让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,在那时我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。

  到台大之后,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,不到两三周,傅斯年校长找我了,因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,数学是满分,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。找到我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:“你应该读历史系。”

  在台大上到二年级,我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。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,跟我说:“你好好读历史系,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。”

  他老人家的样貌,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。我学历史,要说受了谁的影响,那就是他老人家。惭愧的是我学历史博杂得很,不太专心,对什么都感觉很有趣。

  对于研究历史,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,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,这样我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。

  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去,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,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,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。在那里,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,包括经济学、中古史、考古学、宗教学、社会学等等。

  我都很难说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么系。比方说我读宗教学,但是并不拿学分,而且选读宗教学的只有我一个学生,爬到三楼去听老师上课。

  中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医院里开刀,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,带去书,一边讲,一边讨论。

 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,我到那里的时候,韦伯理论刚刚传到那里不太久。我在那里读社会学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度,因为这是韦伯理论大的系统中的一环,我的指导老师Blau先生所从事的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分析,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韦伯谈到的官僚和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别。

  这些是我一生的幸运,因为开刀,因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师们特别的照顾,得到别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机缘。

  1962年,我到了史语所工作。其实在这之前的1953年我就进了史语所,但是因为台大开办了第一个研究所,我就辞去了史语所的工作,回学校读研究生了,我是台大的第一个研究生,一直读到1956年。还有一点就是读研究生有奖学金,奖学金比我在史语所做助理员的工资还要多50块钱。而且不用干什么活,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了。

  那时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内地不太一样,内地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,但是在台湾是由一个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共同负责。这样就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刺激,因为当时我的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,他们在那里各自讲各自的,逼得我不得不思考,寻找自己的路子。

  后来1962年正式到史语所,一直待到1970年,中间还在我的母校教书,两份聘书,一份工资。1964年我又开始担任台大历史系的系主任,这时候开始负责一些琐碎的杂事。当时校长是钱思亮,他老人家总是指派我做不同的事情,从来没有让我闲过。现在想起来,那几年忙得发昏,但是也有一个好处,就是让我的眼界从过去那种单纯的书斋生活中脱离出来,获得了更大的视野。

  当时还有一个让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给中研院办“洋务”,人来客往,各种合作项目都是我“帮忙办”。当时中研院的院长是王雪艇(世杰)先生,胡适之先生故去之后,王先生本来就是院士,又有行政经验,被选为院长。我跟王先生的关系,不单是研究员和院长的关系,还辅助他做了很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,浪费了我很多时间,但是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。

  王先生是个大学者,国际法的专家,三十岁上下的时候创办了武汉大学,一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学。后来他在政府工作,做过外交部长。

  这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太太,她本来是我的学生,她毕业后的第三年我们开始来往,后来很快就结婚了。

  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,时间太久了,记不得了。这前后李敖曾经著文攻击我。李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是个很自负的学生,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很纵容他。我做系主任的时候,他正在读研究生,李敖很聪明,但是他不守规矩,我对他也不假以辞色。

  我跟李敖的第一次严重冲突是他在《文星》写文章,说老先生们不交“棒子”,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师们的一些事情完全出于他的编造。之后他跟《文星》的萧老板、还有余光中先生到我那里去,我就给他矫正,我跟他说:“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,但是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。”就这样我俩吵翻了。后来我很生气,跟他说:“你给我出去。”萧孟能就跟他走了。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攻击我,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回应过。

  1970年我到了匹兹堡大学,本来是去做访问教授的,后来一些前辈老师就跟我说:“你不要回来。”就这样,我就呆在匹兹堡大学没有回去。

  能把严谨的学术著作写得好看的,非大学者不能为,因为只有大学者既能够钻进去,又能够跳出来,所以写出东西来才能举重若轻、深入浅出。

  因为身体上先天性的残障,不能去正常读书,十几岁的年纪,一个人到松林去独对一片晴天思考问题,用他自己的话,从那时起就学会了“耐住寂寞,往里想,不往外认”。

  但许倬云的幸运是,从小时候起家庭就没有因此对他多加照顾或者加以冷落,后来进入中学之后也是如此,后来又因此结到众多“机缘”,得到名师的指点。众多的机缘组合在一起,造就了今天的许倬云。

 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障碍,有人是身体上的障碍,有人是心理障碍,有人是精神障碍,有人则是道德障碍。与看不见的障碍相比,看得见的障碍无疑显得无足轻重,除了个人生活上的不易。许倬云身体上的障碍在平常人看来无疑是种不幸,但是对于许倬云来说,不幸中的大幸是身体上的障碍没能束缚住他,反而成就今天的许倬云。今天的许倬云,在学术上,在人生途中,没有任何障碍,这样说也许有点夸张,但是我愿作如是想,算是对许倬云先生的祝福。